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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学的本质特性是人文关怀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17:32:16 阅读: 来源:提花机厂家

纵观古今中外,人类医学发展史一而贯之体现着:人类医学的本质特性,是人文关怀;其根本宗旨,是促进和维护人类的身心健康和生命活力。

医学科学的目的与人文精神的旨归,是完全一致的。正如英国科学史专家斯蒂芬博士所言:医学是人道思想最早产生的领域。最初的医学,既不是谋生的手段,也不是专门的职业,而是一种人性天良的自然体现,是一种人文关怀的自然行为。治病救人是布施仁爱于他人的理想途径。神农尝百草,创医药,旨在怜爱部落的子民,救护病弱的生命。扁鹊施针虢太子,起死回生;望诊齐桓公,催治已病,旨在预防病入膏肓。世界上第一家医院,是大罗马时期的一位慈善家,为护理贫病交加的患者,变卖自己的家产而创办的。三国时期的东吴名医董奉心怀慈悲,对贫苦病人精心诊治,关怀备至,为人治病既不收费,也不受礼,更不吃请,只要求被诊治者在其门前空地上栽一棵杏树以作纪念,数载之后,杏树蔚然成林,独成一景。由此以来,杏林就成了象征医学人文关怀的千古佳话,也成为对医家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尊崇的崇敬与赞许!

在中国古代,医学被称为仁术,医生被赞誉为仁爱之士。一方面将仁爱之心作为医者应具备的应有品格,如晋代杨泉的《物理论》说:夫医者,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。在崇尚仁政的中国古代社会,良相、良医具有同样的良善意义,良相可造福一国,良医能造福一方,所以宋代名相范仲淹曾发誓不为良相,便为良医!另一方面,随着佛教的传入,那种大慈与一切众生乐,大悲拨一切众生苦(《大智度论》)的誓愿,具有巨大的感召力。慈悲之心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美德的重要部分,也成为中国医学道德的支柱之一。唐代名医、中华药王孙思邈,在其名篇《大医精诚》中说:凡大医治病,必当安神定志,无欲无求,先发大慈恻隐之心,誓愿普救含灵之苦。要求医生要以慈悲为怀,一心赴救,不务名利,尽心尽力救治病人等。

在古代西方,被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名医、欧洲医学奠基人希波克拉底,在2400多年前就特别强调医学的职业情操和人文关怀。他在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指出: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,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,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。倘若我严守上述誓言时,请求神赐予我生命与医术无上光荣,我苟违誓,天地鬼神共殛之。1948年世界医学会在希氏誓言基础上,制定了《日内瓦宣言》,作为医生的道德规范,其中特别强调:我庄严宣誓为服务于人类而献身!我在行医中一定要保持端庄和良心。我一定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放在一切的首位。对于人的生命,自其孕育之始,就保持最高度的尊重!

为了反映一些新的情况,1988年美国医学伦理学家E.D.彼莱格理诸和D.C.托马斯在《为了病人的利益》一书中,根据医学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,提出了一个医生所诺的促进病人利益的义务,即所谓的后希波克拉底誓言,也特别强调:我保证把病人多方面的利益,作为我的专业伦理的第一原则!

无论中国还是世界,无论远古还是当今,无论中医还是西医,也无论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,凡是正常的人,无不敬畏生命,珍惜健康,渴望关怀;凡是合格的医者,无不尊重生命,崇尚健康,关爱病人。医学的本质特性是人文关怀,人文关怀是一切为医的首要前提,人文精神是良医行事的天然良知和道德支柱。

醉意唐诗

作者:黄桂元

诗人之特立独行,我行我素,似乎是受到老天偏袒,没什么道理可讲。但在唐代,众多诗人却有个群体性的嗜好:把盏醉饮。于是,诗与酒,或缪斯与乙醇,便构成了一个有趣的悖论。斗酒诗百篇的李白,酒酣时甚至于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。杜甫曾惊叹知章骑马似乘船,眼花落井水底眠,说的就是活了86岁的资深大酒徒贺知章,而杜诗圣也每每吾醉亦长歌。醉复醒,醒复吟,吟复饮,饮复醉,醉吟相仍,若循环然,便是白居易的自我写照,其好友元稹则常与他举杯对吟,春野醉吟十里余,斋宫潜咏万人惊。就连书法家张旭、怀素也素以醉助兴,笔下的草书酒气淋漓。

近读新出版的《唐诗与酒》,已故作家肖文苑先生篇篇都在围绕着酒做文章,醉翁之意却在诗,并说唐诗是用酒熏制出来的,使我豁然有通窍之感。这当然不是酒话醉语,而是肖先生在其漫长的唐诗研究生涯中一个柳暗花明般的新发现。古代中国,酒与诗的勃兴自然与经济状况有关,但更取决于当朝政治的开放、开明。以至于酒味愈香,诗意愈浓,两者互为因果,彼此发酵,相得益彰,其乐融融。试想,唐诗一旦滤掉了酒香和醉意,还能是我们今天见到的那般万千气象么?

许多年前,我曾与肖先生在一家文学刊物共事两年。那时候我年少心躁,坐班像在熬点,闲聊神吹是寻常事,肖先生却默默无语,独自伏案啃一部砖石厚的辞海,数月如一日,那副埋首沉思状随着如水时光,早已成为我记忆中的一幅剪影。后来看到肖先生一部部著作源源出版,才懂得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。肖先生性格内敛,行为拘谨。他从不高谈阔论,最多也只是用粤语普通话简单说两句,见解却自有含金量。肖先生堪称学者型作者,圈内有口皆碑,当下文坛,学者型作家已渐成稀有动物,许多作家追求的是立竿见影,急功近利,而潜心读书、写作如肖先生者,似已不合时宜。

肖先生的唐诗缘可以追溯到遥远的1956年,他的大学毕业论文《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及其创作》被《南京大学学报》刊载,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唐诗研究论文集》。大学时代的唐诗梦,一直伴随他穿越悠长岁月,从翩翩少年一直到华发暮年,他从没有中断自己的寻梦、释梦。他仿佛活在了唐代,与那些诗人朝夕相处,乐而忘返。唐诗一直为之心仪,却又总觉得其实并未挠到痒处,他终于注意到,唐代空气里弥漫着酒香,白天的太阳,夜里的月亮,仿佛都有醉意,而唐代的空气倘若滤掉了酒气,还会有举世无双的那座诗歌巅峰么?醉眼看世界,难道不是比醒眼看世界会更有诗意么?这种拓荒式的美学发现,再辅之以一流的随笔功夫,醉意唐诗的魅力便跃然纸上。

时下出版已故作家的遗著,因由大约有两种,一是出于缅怀纪念,再一个是其确具水准和造诣,而值得出版。肖先生的《唐诗与酒》显然属于后者。他的随笔知识丰厚,清丽典雅,饱含诗意兼诙谐多趣,颇有梁实秋的雅舍韵致。据其家人介绍,整理肖先生部分遗物时,竟意外发现已完成的书稿数种,这部书便是其中之一。这个事实令人感慨。肖先生在其并不高寿的69年生涯,究竟留下了多少文字,还是个未知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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